人物：金融大家 迪布韦克

“长江学者”菲尔·迪布韦克（vivi 摄影）

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的金融学教授菲尔·迪布韦克（Philip H．Dybvig）2010年成为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每年都要在成都工作两个月。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我们采访了菲尔·迪布韦克教授。

从“长江学者”到院长

“2006年，我去西安参加中国国际金融年会（CICF），那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之前在1998年，香港回归之后，我去了香港，那次参观也很开心。转眼10年了，今年的CICF刚刚在深圳举办。”

“2006年参加CICF，是受清华大学和长江商学院的邀请，那次我还在北京待了大概一周，参观了长江商学院，瞧，从我现在住的这个酒店就可以远远地看到长江商学院。我当时住在旁边一个酒店，去了附近的王府井小吃街，那儿特别棒。”

“之后，我经常来中国，在北大等高校访问。期间认识了中国学者刘俊，他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也是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教授，西南财大的金融学院院长。通过刘俊教授，西南财大邀请我每年在金融学院待一个月的时间，这样持续了两年。2009年我受聘成为 “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10年，西南财经大学成立金融研究院，我被聘为院长。”

作为院长，迪布韦克教授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教师和学生开展研究工作，“我会给学生举办一些讲座，但没有日常课程。我与许多教师都开始了合作的研究项目。比如，我和研究金融的同事秦振江撰写了一篇关于大学捐赠基金管理的论文，这在中国算是个新课题，但在美国则很常见。这篇论文在今年的CICF上展示，也会在美国金融学会展示，它吸引了专业人员的注意，并受到美国慈善资产投资管理机构共同基金(Commonfund)的邀请参与评奖。这是个有关理论研究的论文，但也与实践直接联系起来。我觉得这就是金融非常有趣的一点，高级研究与实践之间的距离非常小。”

如今的经济学、金融学研究似乎都需要过硬的数学功底，比如大量的模型和数据。迪布韦克教授介绍说：“金融难就难在，你不仅要数学好，还要有优秀的口头辩论能力，你必须使用两边大脑。这是中国学生出国学习经济金融的难题之一，数学对他们来说很简单，他们的数学通常都比美国学生优秀。他们能够理解许多微妙之处，但是他们的答辩与介绍说明却......”迪布韦克教授曾任《金融研究评论》（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编辑，对如何发学术论文还是很有见地的。

因为贡献突出，迪布韦克教授荣获了2014年中国政府“友谊奖”。今年年初，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外专局联合举行专场座谈会，征求海外专家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座谈会邀请函发给迪布韦克教授，因为邮件回复晚了，他错过了这次建言座谈会，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他却开玩笑地说：“这不是我的损失，是他们的损失。”不过，知道外国专家建言还可以提交文字版本后，他还是打算起草一个关于中国金融问题的建议。

物理学还是经济学

虽然现在有了一堆的学术头衔，但他大学时代的最初的梦想却是搞音乐。

“刚进入印第安纳大学的时候，我本来想学的是数学和音乐专业。不过不久，我就决定还是不读音乐专业，音乐是不错的爱好，但不是一个好职业。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很棒的音乐家，他在找工作时却遇到麻烦,并且我不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决定做一些应用数学的东西。”但直到现在，这位金融学的教授还是经常玩音乐。“二胡和葫芦丝只是玩玩，我吹得不好。我更擅长钢琴，我经常在乐队里演奏，有时是在圣路易斯的乐队，有时是在中国的乐队里。”

美国大学通常不会一开始就确定专业。“我去物理系，问他们如果我本科读的是数学和经济学，那申请到好的物理学硕士项目的机会有多少。他们大笑，然后说，你还需要知道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然后我去经济系问，如果我本科读的是数学和物理，我进入顶尖的经济学硕士项目的机会有多少。他们说，那就太棒了，你懂得物理学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这样我大学选择了数学与物理。”

“研究生阶段，我选择了经济学。我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硕士学位，因为斯蒂芬·罗斯（Stephen Ross)那时在那，随后我跟随罗斯教授去了耶鲁大学，1979年获得了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难得的是迪布韦克仅用了6年时间就完成了本科、硕士、博士的学习，获得博士学位时他才24岁。

金融学大咖

虽然有在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任教的光鲜名片，还担任过美国西部金融学会主席，但迪布韦克教授最著名的还是他与戴蒙德关于银行挤兑的开创性研究——银行挤提模型。

银行挤兑，听上去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真实发生的时候，那种恐慌，肯定难以描述。因为债务危机问题，希腊今年6月就出现了严重的银行挤兑。6月底，希腊各银行停止对外营业，很多希腊民众由于担心希腊退出欧元区，银行遭遇破产，在ATM机前排起长队挤兑资金。据报道，仅6月27日一天，希腊全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自动取款机被取空现金，银行系统有大约6亿欧元现钞被民众提走。

“这个研究的结果就是，为了避免出现银行挤兑，关键是不能使存款人形成恐慌提取的预期。那么政府的监管措施和干预就是必要的，比如存款保险制度、央行最后贷款人制度等。”

今年的5月1日，我国《存款保险条例》正式实施，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迪布韦克教授说：“这是一件好事。西方国家的人们可能会担心存在银行里的钱，然后给这笔钱加上存款保险。而在中国，人们以前习惯于认为，政府能够修补处理好一切，这种想法是不好的。现在有了这个条例，老百姓就会考虑我的存款哪些情况下受到保护，保护的程度是怎么样。”说得严谨一点，这个条例增强了储蓄者的风险意识，银行存款以前是隐性的政府担保，现在是明确的保险制度，风险由存款人、银行和保险公司分担，存款人当然就要有意识地规避风险。

鉴于这个开创性研究，迪布韦克教授甚至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马上又要到公布2015年诺奖的时候了，被问及谁可能获奖，他提到了自己导师的名字：“我一直认为斯蒂芬·罗斯应该获诺奖，可惜到目前还没有，他现在麻省理工学院。不知道这次的诺奖会不会再次光顾金融研究。”

斯蒂芬·罗斯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金融学家之一，创立了套利定价理论，他的关于风险和套利的思想已成为许多投资公司的基本投资理念。诺贝尔奖得主莫迪格利阿尼(Franco Modigliani)曾建议人们“认真听他所说的话，因为他说的每个字都是金子”。

股市 理财

最近两个月，中国的股市可谓热闹不断。从5月的 5000点到8月的3200点，2007年以来这难得的一波牛市，最终变成了股灾，涨涨跌跌的幅度之高，被形容为“比过山车刺激多了”。

“股票市场的起伏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迪布韦克教授还真是淡定，“问题是投资者冒着他们不能承担的风险去买股票，中国发生了太多这样的事情。我有个学生，他的父母已经退休了，居然把自己所有的退休金投入到股市上，那真是一场灾难。”

对于小型投资者，迪布韦克教授建议：不要投资一些你不完全理解的东西，“有人在股市丢掉了他所有的积蓄，当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很明显不知道股市是怎么运作的。我认为很多人投资失败，是因为他们投资了自己不理解的东西。”

所以，风险意识，才是股民们需要补足的一课啊！

迪布韦克教授还指出，理财产品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地方。

“你肯定也在银行见过推销理财产品的，高收益，但这些产品很奇怪，因为卖理财产品的人只是不断跟人们介绍，但是你很难搞清楚其中的价值。如果你买东西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商品背后有些什么，那很危险。在美国如果卖给消费者产品，要有许多的公开信息。”

北京、成都双城记

近10年来，中国越来越成为迪布韦克教授工作和生活的重心。

“我的妻子是个北京人，我在北京住了几年了。我过去经常去地坛公园，就是在这儿学的推手。很多人排着队和我推手，大家都想和我这个老外玩玩推手。”采访拍照的间隙，他还邀请我与他一起玩推手，他还尽兴地打了太极的几个招式。

他也很喜欢成都，因为那儿的生活很轻松。他还一一列举了四川的一些典型符号：川菜、茶馆、白酒、美女、熊猫和麻将。“在成都天桥下，晚上一些饭馆会在外面摆放桌椅，人们在外面吃烧烤、喝酒、打麻将、打牌。还有像油上面烤串放金针菇、鱼和一些肉。这些店整晚都开着，你可以和朋友去那儿，我和朋友拿着吉他，一起唱歌。一些人从另一张桌子过来，和我们一起唱。我早晨8点才回家，这似乎是一种成都的文化，真的很放松。”川菜就更别提了，“我喜欢夫妻肺片、火锅、麻婆豆腐。当然我也喜欢北京烤鸭。”

虽然在中国生活了这么久，但他说最困扰的还是语言，他说自己的汉语“特别特别一般、马马虎虎”，但各地方言他倒是学得挺地道，在地坛公园他学会了京腔“你明儿来吗？”，天津话“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更有地道四川话“要得要得”。

问他怎样学中文，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实习生吴玺、李晓晶参与采访录音整理）